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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鹿鼎记》改编成影视作品共有五个版本：1984年香港梁朝伟版、同年台湾中视李小飞版、1992年香港周星驰电影版、1998年香港陈小春版
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鹿鼎记》改编成影视作品共有五个版本：1984年香港梁朝伟版、同年台湾中视李小飞版、1992年香港周星驰电影版、1998年香港陈小春版、2000年香港张卫健版。
笔者认为，陈版《鹿鼎记》编剧对原著的每一处改编皆有深意，他是在准确判断观众喜恶的基础之上的改编，使这部通俗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更加贴合现今观众的口味。陈版《鹿鼎记》是金庸的，同时也是大众的。这里所说的大众化并不是指影视作品表层的故事本体，而是指影视作品故事的内涵，应该是具有人性深度的、符合大众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的、与大众情感同频共振，并且能对大众情感世界产生强大召唤力量的深度模式。
①欲了解这一模式，首先可从该剧的角色塑造分析起。
虽然诸多版本中饰演韦小宝的演员皆为成年人，但陈小春出演之时已过而立之年，年龄差异之大导致众多观众一时难以接受，认为此版小宝太“老”；但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正是由于生活的历练，陈小春虽是极尽滑头之能事，但一颦一笑间已然流露沧桑感，使得该剧中的小宝从一开始就以成熟态出场。金庸原著中刻画的小宝，聪明伶俐滑头自始自终未变，但在生活污水的浸染中，“小宝那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性，已逐渐变本加厉。他的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已更多地有讽刺意义。”②而陈版小宝，出场便是一组大快人心的镜头：他眼见恶人欺负孩子，心中不平，和朋友倒水光合计作弄恶人，自己又狠赚一笔。这一人物形象以此定下聪明机智、利人又利己的基调，并贯穿该剧小宝一生。他不再是原著中慢慢成长起来的孩子，而是一出场就熟谙世故人情的个中高手，他告知双儿“此时得教一教你做人的道理”正是此点最好的体现。正是由于该剧中小宝以成熟态出场，之后的性格较易保持统一。他之后的官场权术不过是自然而然地举一反三，并未对其人生观造成根本性转变，于是他出场时表现出的“嫉恶扬善”的性格，也就顺理成章地延续下来。他的经历不再是一则由天真孩童成长为世故成人的令人喟叹的寓言故事，他自始自终保持世故与本真的完美统一；他不再是原著中说好不好、说坏也不坏的小滑头、小无赖，而是以聪明才智“利人利己”的“好人”，只是比其他任何好人都要懂得生活。
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鹿鼎记》改编成影视作品共有五个版本：1984年香港梁朝伟版、同年台湾中视李小飞版、1992年香港周星驰电影版、1998年香港陈小春版
为了塑造这一矛盾的“好人”形象，编剧大大削弱了原著中的辛辣效果：一是如上述所说淡化了小宝的心理成长历程，二是削减了贪图口舌之便的长篇对话。原著中小宝的流氓无赖形象多是由外在体现，言语粗俗不堪，这样的小宝哪怕心机何等深不可测，开口便是流氓。由于影视作品中的对话语言不可太过粗俗之故，该剧保留了大量原著中展示小宝聪明才智的对话，而大大削减了脏话、贫舌之言，在尽量不损伤小宝油嘴滑舌的本性的前提上，使这一人物的言语不再如原著中这般恶毒。言语恶毒，绝非原著中小宝惹人喜爱之处，反令人生厌，这一处理，无疑大大增强了小宝的可爱感。而第三个方面，就是调整了小宝周围众人对他的看法。无论是观众还是读者，受众对人物的喜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作品中人物对此人的评价。原著中众人虽是对小宝心生敬意，但是始终因他言行举止的不堪对其有着根深蒂固的轻蔑与不屑。无论金庸字里行间对小宝流露出多少喜爱之情，作品中人物的一句“流氓”、“无赖”便对读者认知韦小宝这个人物产生极大的影响。于是，原著中小宝的本质被定位于流氓无赖，尽管他时常会有好汉之举。然而，该剧有意淡化甚至在后期完全消除了周围众人对小宝的轻蔑，朝廷众人把他敬若天神，天地会开口一个“深不可测”，吴三桂一眼看出他“绝对不简单”，以此大大抬高了小宝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于是该剧中的小宝只能说有无赖气而已，是一种外在的气质而非本质，他的流氓气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众人视作“深不可测”的外壳。
以受众心理来看，虽然大多数人会喜欢小人物，但是没有人真正愿意去喜欢一个流氓无赖；每个人都欣赏聪明机灵、逢凶化吉之人，但是没有人甘愿爱上一个口舌恶毒的小人。所以很多人无法接受原著中小宝的形象，却对陈版小宝始终恨不起来。编剧这一改动，无疑巧妙地抓住了受众的心理。
但这一改动的代价，就是原著中讽刺意味的削弱，而这讽刺所在，正是原著最深刻的内涵。原著中历来为人评说的“中国人，向来这样”，轻描淡写一句，却给了中国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剧中已然不见；神龙教的造神运动与阿谀奉承对现实的影射亦是点到为止；澄观墨守陈规、死搬教条的深刻教训被嘻嘻哈哈一带而过。原著的讽刺之处皆数淡化，甚至基本不见，于是对大多数观众来说，《鹿鼎记》成了彻底快乐的故事，不需承载太多思想理念与深刻内涵。所以陈版《鹿鼎记》从思想价值上来说，远不如原著。
但是，现今的观众越来越以审美的眼光而非思想价值取向的视角去观照“娱乐片”，心态的调整使观众越来越用较为纯粹的审美心理去看这些影视作品③，故而该剧思想价值的大打折扣并未对观众的喜恶产生根本影响，甚至正是由于它轻松活泼的基调抓住了更多观众的眼球。
更何况，该剧绝非毫无思想内涵的庸俗之作。它的思想价值时常被观众忽略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核心思想独一“真情”二字。
原著中的人情，更多是人情的面具而非真情，金庸意在展示中国人社会的原生态，于是在原著畅快淋漓的大笑下，读者往往会被此原生态的真相惊得一身冷汗。而该剧虽然也是描绘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却更多把真情刻画作为主线，世态炎凉一词，断然用不上。原著中的情，是利益层层交叠之下沉淀的真情，而该剧是真情与利益始终交织，同时浮上水面。而达到这一改编效果的基本方法是使原著中浓重政治色彩的淡化。这就必须谈到《鹿鼎记》中另一位男主角——康熙形象的塑造。
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鹿鼎记》改编成影视作品共有五个版本：1984年香港梁朝伟版、同年台湾中视李小飞版、1992年香港周星驰电影版、1998年香港陈小春版
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鹿鼎记》改编成影视作品共有五个版本：1984年香港梁朝伟版、同年台湾中视李小飞版、1992年香港周星驰电影版、1998年香港陈小春版、2000年香港张卫健版。
笔者认为，陈版《鹿鼎记》编剧对原著的每一处改编皆有深意，他是在准确判断观众喜恶的基础之上的改编，使这部通俗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更加贴合现今观众的口味。陈版《鹿鼎记》是金庸的，同时也是大众的。这里所说的大众化并不是指影视作品表层的故事本体，而是指影视作品故事的内涵，应该是具有人性深度的、符合大众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的、与大众情感同频共振，并且能对大众情感世界产生强大召唤力量的深度模式。
①欲了解这一模式，首先可从该剧的角色塑造分析起。
虽然诸多版本中饰演韦小宝的演员皆为成年人，但陈小春出演之时已过而立之年，年龄差异之大导致众多观众一时难以接受，认为此版小宝太“老”；但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正是由于生活的历练，陈小春虽是极尽滑头之能事，但一颦一笑间已然流露沧桑感，使得该剧中的小宝从一开始就以成熟态出场。金庸原著中刻画的小宝，聪明伶俐滑头自始自终未变，但在生活污水的浸染中，“小宝那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性，已逐渐变本加厉。他的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已更多地有讽刺意义。”②而陈版小宝，出场便是一组大快人心的镜头：他眼见恶人欺负孩子，心中不平，和朋友倒水光合计作弄恶人，自己又狠赚一笔。这一人物形象以此定下聪明机智、利人又利己的基调，并贯穿该剧小宝一生。他不再是原著中慢慢成长起来的孩子，而是一出场就熟谙世故人情的个中高手，他告知双儿“此时得教一教你做人的道理”正是此点最好的体现。正是由于该剧中小宝以成熟态出场，之后的性格较易保持统一。他之后的官场权术不过是自然而然地举一反三，并未对其人生观造成根本性转变，于是他出场时表现出的“嫉恶扬善”的性格，也就顺理成章地延续下来。他的经历不再是一则由天真孩童成长为世故成人的令人喟叹的寓言故事，他自始自终保持世故与本真的完美统一；他不再是原著中说好不好、说坏也不坏的小滑头、小无赖，而是以聪明才智“利人利己”的“好人”，只是比其他任何好人都要懂得生活。
金庸先生的封笔之作《鹿鼎记》改编成影视作品共有五个版本：1984年香港梁朝伟版、同年台湾中视李小飞版、1992年香港周星驰电影版、1998年香港陈小春版
正如陈版小宝已不再是原著中的小宝，马浚伟版康熙也不再是原著中的康熙。小宝以利人利己的形象出场，康熙一出场便慨叹“自古称为君难，苍生为重”，一位为国为民、呕心沥血的明君形象呈现荧屏，于是与小宝一样，第一幕便定下了该剧中康熙的基调，亦贯穿始终。陈墨先生曾经在《众生之相 金庸小说人物谈》中批评原著中康熙形象的过度美化神化，其实这一形象的缺失不在美化神化与否，他最大的缺点在于理念化。长篇累牍的道德教化经由康熙之口道出，于是此形象更多成为金庸理想的寄托而非独立的个体而存在。而且无论金庸耗费多少笔墨淋漓尽致描绘康熙人性化的一面，他对亲情友情的渴求，都被深邃如海的心机城府淡化。金庸既要这一形象完美深不可测，又要他真实平易近人，既要他对韦小宝真诚相待，又要他处处提防保持警惕，于是这份真情中多了利益的趋势、权谋的纷争，康熙多次派小宝勉为其难只身犯险，能说这不是利之所加焉？于是这段原著中最大看点的情谊时常感人肺腑，又时常令人心寒。也许这正是金庸用意所在，但是在现今的受众看来，这份感情还不够深，不够感人。
于是马版康熙在“情”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该剧中的康熙尽量尊重历史和原著，在事业上不可谓不成功，建立万世不拔之基；但在感情上，却成了一位令人感怀的悲情人物。而迈出真情的第一步，就是把康熙拉下神坛，成为彻彻底底的人。该剧中的康熙少了原著中的冷静自持，多了一份属于人类的胆小无措，被刺客吓到爬桌子，实在大大有损皇帝形象。可以说，这一康熙在远离金庸原著的同时亦远离了历史，他不再是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圣祖皇帝，而只是一个英明的仁君。圣君与明君，其实相差远矣。不过受众大多喜欢明君远胜于圣君，因为前者更贴近真实，更亲切可感。然而，该剧在淡化康熙个人胆识城府的同时，丝毫不减其作为皇帝的英明神武，用实写的手法讲述原著中所没有的力保汤若望、狱探苏克萨哈、夜闯鳌拜府等桥段，使康熙这一形象在剧情伊始就与政治紧密联系，删除大篇幅的道德教化，一切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该剧临近结尾时，小宝在皇城闲逛，面对繁华街景颇有感触道：“其实这样……挺好的啊……”一个“好”字，在观众心中荡起的波澜远比原著中长篇累牍的“仁政爱民”大得多，因为康熙对待百姓如何，单看街景即可。康熙的人性化，在与韦小宝的友情中最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编剧亦是大力刻画。原著中康熙的确喜欢小宝，而且识人，他“知道小宝虽然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疏懒无赖，其实有举足轻重的本事”④，但视为弄臣之心始终存在。在康熙心目中，一直颇为瞧不起这个不学无术的小丑；他用他，但又坚信他永远不如自己；虽然他深知朋友君臣之间不可侮辱，但若存轻视之心，与侮辱又有和差别？而马版康熙，对小宝的喜欢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前提是该剧抬高了小宝的形象，降低了康熙的形象，于是使两者间距离拉近，使平等对话成为了可能。剧中小宝逃脱鳌拜魔爪之后，康熙笑道“小桂子你真厉害”，这是发自内心的最高肯定，在他眼中，小宝的胡言乱语是高超的应变能力，他不但没有鄙视，反视作值得学习嘉奖的谋生手段。也就是说，康熙从未否定过小宝的生存方式，是建立在欣赏基础之上的尊重与认同，他虽是时常撮着小宝的额头催他念书，也是朋友间的亲昵言行。比较一个细节，小宝从罗刹国归来之后，原著中康熙真情流露道：“咱们君臣两个有恩有义，有始有终。”而剧中却是“有情有义，有始有终”，一“恩”，一“情”，相差远矣。前者是施恩于臣，等级森严；后者是真情待友，平等相知。剧中不惜加进大量小宝与政治之周旋，如一开始的智斗鳌拜，成为得罪鳌拜却又从他手中逃脱的